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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新周刊 作者：冯叶 编辑：卢枕

　　你几乎可以在地球任何一个角落找到中国超市。这个“角落”，可以是旧金山湾区的拐角，或者柬埔寨首都金边的华人聚集区。

　　有时，“角落”偏僻到人们难以想象。比如，在中文互联网上几乎隐形的滨海萨凡纳，一座位于加勒比海岛国牙买加的海滨城市。为数不多的公开资料里，它被描述为“抢劫、偷盗、谋杀和涉毒等犯罪活动频发”的危险区域，即便如此，数家中国超市依然在此扎根。

　　李明达曾在滨海萨凡纳的中超合伙九年，被问起远赴牙买加的契机时，他很笃定，“这都不用多问，99%在国外干超市的中国人，都是被亲戚朋友带过去的”。

　　环球旅行者阿轲有着类似的观察。根据他的经验，在东南亚和拉美，做超市生意的华人尤其多。以阿根廷为例，公开数据显示，截至2023年，阿根廷一共有10788家华人超市，在其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，每两三个街区就能看到一家中国超市。

　　这种分布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，阿轲的观察是，“敢去这里的人，大多都是去投奔亲缘网络。最早一批去东南亚和拉美的移民，多数都是以打工为目的，有的甚至是在清末被‘卖猪仔’过去的。而去发达国家的移民，更多带着学习技能或接受教育的目的。”换句话说，家庭网络和社会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移民的目的地与动机。

　　华人开超市的故事模版通常相似：A先被亲戚B带过去，在B的超市中打工，攒下钱后，A再另开一家，或盘下B的店铺，逐步扩张。就这样，中超以点分布，呈线状散射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。阿轲甚至在亚马逊雨林中看到过经营超市的华商。

　　在发达市场，中超多如牛毛，成熟的格局催生出了如99大华超市般的连锁巨头。但在新兴市场，最常见的，便是由家庭、夫妻或个人经营的小型中超。相比热闹、主流的出海故事，这些个体户显得更为草莽、粗砺，他们构成了出海的另一面，也见证了更为野蛮的斗争。

　　“你问我小偷的画像，我画不出来”

　　有一阵子，李明达觉得新招来的员工还不错。她是牙买加当地人，做事麻利、周到，归她整理的鞋架总是井井有条。

　　李明达的超市营业区不算小，约有三百平米，仓库则有五百平，这意味着保持全店整洁并不轻松。除了理货、销售外，员工需要轮流做卫生，新来的这位总是很勤快，“至少给我的印象是这样”。

　　转折很快发生。那一周刚好轮到她打扫，倒垃圾的时候，李明达在店内注意到她提了一只箱子出门，“看上去还挺新的”。他不言语，径直走向二楼的监控间观察。

　　她没有走向垃圾桶，而是绕到了店外市集的摊主那儿。李明达即刻下楼，发现箱子里装着超市售卖的吹风机。他迅速冷静下来，熟练地报了警，依照惯例用偷一罚十处理，这位“勤劳周到”的员工随即被开除。

　　这显然不是李明达第一次遇到偷窃，比起员工监守自盗，顾客偷东西的情况更多。在牙买加，小偷没有固定特征，不分性别和年龄，“你问我小偷的画像，我画不出来”，但有时，小孩比大人偷得更为频繁。偷的品类也不固定，什么好偷就偷什么，比如顺手就能折起来放入口袋的内衣、内裤。

　　与当地经济及受教育水平相关，李明达提到，除了旅游业和传统农业外，牙买加的经济仍要依赖毒品、枪支等灰产。偷窃只是再常见不过的小罪，当地人甚至不会视其为罪名——被抓到的小偷往往理直气壮，坚称“我偷到的，就是上帝给我的！”只有在见到警察后，才会乖乖认错、赔钱。

　　时间久了，李明达心中竟生出一丝复杂的怜悯。牙买加一度有“无父之国”的称号，人们毫无节制地生儿育女，但过于开放、混乱的男女关系，使得很多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父亲。偷窃成了人们的生存方式。

　　“确实太落后，太穷了。”李明达叹气，“偷点东西嘛，那也没有多少钱。哪怕像沃尔玛这些大超市，每天被偷的东西也很多。你看优衣库，每个月要被偷一万多块钱的衣服。都很常见。”到现在，李明达也没有收到那笔吹风机的罚款。

　　阿根廷华人林蕾遇到的情况更为惊险。林蕾的家人在阿根廷东部沿海城市拉普拉塔经营着两家超市，单店面积均一百五十平米，她空闲时便会去店里帮忙。拉普拉塔曾被当地媒体列为“阿根廷最不安全的城市”之一，暴力事件和入室抢劫频繁发生。林蕾家人的两家超市分别位于市中心和贫民区，后者遭受偷盗的次数更为频繁，“大概是一周一次”。为了保障店铺日常运营，他们还特意为这家店雇了保安。

　　但保安总有休息的时候，危险便在缝隙中滋生。在某个周日，持枪的歹徒闯进了超市，他将枪口对准收银员，威胁其清空收银机，交出所有财物。最好的办法就是照做。“命比较重要”，林蕾的父母时常强调，因为扳机随时会被扣下。幸运的话，歹徒拿到钱后便直接离开，无人受到伤害。

　　林蕾认为，作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省会，拉普拉塔毕竟是历史文化名城，“日常治安没有新闻里说得那么糟糕”。但整体经济下行的时候，持枪抢劫发生的频率会升高。

　　据美联社报道，2023年——即现任总统哈韦尔·米莱的当选年，阿根廷年通胀率飙升至211.4%，达到了自1991年后的最高水平。大选期间，无法预判未来的民众大规模抛售资产，政府为了稳住民意，则狂撒补贴，货币贬值和通胀被进一步加剧。

　　“货品涨价的速度非常快，一天变一个样。一件商品周一的价格还是400比索，第二天就变成800比索了，成倍增加。”林蕾描述道。

　　系统的混乱是暴力事件的导火索，“这种（持枪抢劫）一年内就能遇到一两次，偷东西就更不用说了”。其他开超市的亲戚也无法幸免，她还听闻，另一位在超市工作的亲戚甚至遭遇了枪战，“大腿中弹，血都止不住”，最后被紧急送医。

　　更进一步说，系统既可以造成威胁，也可以成为威胁本身。有其他在发展中国家的华商透露，她们还会面临相关部门上门要钱的情况，“来了就找店铺里的问题，找各种理由罚款。挑不出毛病的话，就直接让人请喝咖啡。”但超市毕竟在他们的地盘里，没有人敢不掏钱。

　　长年累月下来，华商圈形成了默认规则：首先是必须低调，绝不主动惹事；其次，如果麻烦找上门，能花钱平事最好。人们信奉“千金难买安心”的道理。

　　把门打开做生意

　　去牙买加之前，李明达的亲戚给他打了多次预防针：“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这边比较辛苦、无聊。”

　　不过，李明达并没有仔细想象过牙买加的生活。彼时他刚离开校园，对新的生活并不满意，迷茫感日益增长。“不如出去闯一闯吧。”他主动联系了在滨海萨凡纳开超市的家人。

　　比起未知的未来，当下一成不变、令人生厌的环境更为可怕。人的迁徙并非全为了寻找更优的资源，有时，只是为了解决当下的困境。怀着这样想法的人，并非只有李明达一个。

　　做出在柬埔寨开超市的决定，小猪只用了两周。他对开店的时间节点倒背如流：2019年10月29日，他从浙江老家动身，去金边考察，11月15号便接手了一家超市，并付下盘店钱。11月16号，他已经站在收银台后开始结账了。

　　这种果断并非源于冲动。去柬埔寨之前，小猪在国内开过室内设计公司，但收支只能勉强打平，直白一点说，“投入了精力、时间，但没有任何回报”。出于好心，小猪还担保过朋友的欠款，对方没能还上钱，在已有的房贷、车贷基础上，他的债务又叠加了几十万，“已经有点走投无路了”。

　　在柬埔寨开超市成了小猪的人生拐点。六年时间里，小猪将超市从最初的两间店面扩成了五间，多出来的三间门店，是收购隔壁超市得来的。

　　在海外华人的主要营生里，超市的经营门槛并不高。早期的中国移民常靠“三把刀”生活，分别是菜刀、剪刀和剃刀，至少需要厨艺、皮革布艺及理发里的一项技能。但开超市不需要，它只要求一笔原始启动资金，“甚至不需要太动脑子，就稍微勤快一点，把门打开做生意。”李明达描述道。

　　小猪的经验是，把小事做好，“其他的都是天意”。保证没有商品过期是必要的，“有的中超连矿泉水都能过期一年”。叮嘱员工后，小猪会定期抽查货架，如果没有过期产品，员工会在当月得到10美金奖励。

　　有人的地方就有需求。作为全球海外华人最集中的区域，在东南亚，中国超市只需服务好当地华人，就能有稳定的客流。小猪的超市位于金边金宝城，是当地中国人聚集的区域之一，其售卖的商品大多是耳熟能详的国货。逢年过节，小猪也会在朋友圈吆喝着卖礼盒。一位客人来过两三次后，小猪就能记住他的名字，再见到则会热情招呼对方“某总”。

　　而在距离遥远的牙买加、阿根廷等拉美国家，中国超市的受众通常是当地人，物美价廉且丰富的中国商品总能快速打开市场，也颇受当地人欢迎。

　　“最赚钱的季节就是圣诞季”，李明达说，牙买加人喜欢在圣诞前将家居布纺全部换新，包括四件套、窗帘、地板革等，色彩鲜艳的款式尤其火爆，他们会大批量从国内源头工厂进货。在阿根廷，与球星相关的产品——比如印着梅西头像的义乌产马克杯，则供不应求，“总有顾客过来问什么时候来补货。”林蕾回忆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中国丰富的供应链及日益便利的跨境贸易，也让开超市的华人具备更多货源优势。

　　小猪的老家位于浙江丽水，是著名的“商超之乡”，仅从事海外零售生意的丽水人就有超六万名。小猪的高中同学就在柬埔寨从事批发生意，在当地拿货的时效性极强，“早上下单，下午就可以送过来”。而基于地理位置邻近的优势，从国内拿货也很方便，只要批发商将货运至指定仓库，跨国货代就会将货直送到超市门口。如果走陆运，最快一周时间就能收货。

　　在商业领域，超市是典型的“Boring Business”，其交易方式传统、商业模式固定。它看上去单调乏味，也无法造就暴富的神话——以李明达为例，其所在的超市每月利润平均约十万元人民币。但不可否认，这是一门稳健的小生意，足以让华人在发展中国家过上体面的生活。对背井离乡的人而言，稳定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。

　　最小单元的出海

　　每天9点开门，最迟18：30下班，日日如此。在牙买加时，李明达几乎没有本地朋友和社交生活，他的生活轨迹被压缩在超市的空间内。至于工作内容，“订货、进出货、分配工作任务……什么都要干”。他习惯了这种无聊，很少抱怨，空闲的时候就读书、打游戏，在牙买加时，他读完了整本《红楼梦》。

　　林蕾也认为家人的工作很单调。她的父亲会在起床后立刻查看批发商报价，和不同公司的业务员斡旋。接着，还得看仓库存货量有多少、近期有没有卖得好的爆款、核对有哪些新品要上，并接收新到的货物，再次清点。阿根廷的员工敢于请假，他就得完成更多工作，“很辛苦啊，有些亲戚在这边会交到当地朋友，但我家人只是不停地干活。”

　　想融入当地，就需克服语言、文化的差异，但大多数华商都没有这个愿望。传统超市通常由顾客自助选购，互动性并不强，许多老板在当地生活了十多年后，也只习得了交易时要用的简单词汇。

　　阿轲解释，以南美为例，比起“落地生根”，他见到的部分华商更希望“落叶归根”：“（他们）赚了钱后要回老家退休，现在努力也是为了给下一代买房子、铺路。也有抱怨辛苦的，但还是会这样做。”

　　华商的社交对象通常局限在当地的华人圈中，他们会形成组织、共享资源。如纽约唐人街、北京望京的韩国城一般，社会学学者将其称为“聚居区族裔经济”，强调其有高度聚集性、一定的组织完备性。

　　2017年，阿根廷的中国移民就已超过18万人，其中福建移民约15万人。林蕾家人所在的福建同乡群里，就会时常分享“哪家批发商的报价比较低”等信息，有老板新招了员工，他还会在群里进行背景调查，询问“这个员工之前有没有在其他地方工作过？他为什么会辞职？”如果有人要开新超市，还需经过群里成员的同意，“确定选址不会影响到别人的生意”。

　　不过，这样的社交网络更像一张渔网，只有家人、同乡才能靠近中心，有过零星交集的其他华人则处于边缘。阿轲认为，整体而言，海外华商的竞争大于合作，“合作仅限于有亲缘关系的，其他竞争会很激烈”。

　　“最简单的就是价格战，你卖一块，我卖五毛。再严重一些，还涉及黑帮斗争。”阿轲回想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批发区的经历，他刚迈步进一家服装店，老板就用十足警惕的眼神将其扫视了一遍，直到其表明身份，对方才放下心来，“她担心我是过去偷版的”。

　　在人生地不熟的新兴市场，陌生人常常意味着更大的风险。除了早前在国内就结识的老友外，小猪坦言，在柬埔寨时，“并没有交什么真正的朋友”。柬埔寨的华人背景错综复杂，江湖上还流传着“中国人只骗中国人”的传说。

　　小猪有过亲身体会：一位顾客曾在线上下单一百袋大米，并千叮万嘱“必须要老板送货”，但由于当天事务繁忙，小猪只能推托让工人代劳，对方得知后，订单很快被取消。第二天晚上，小猪从朋友口中听说，另一位超市老板遭遇了几乎相同的情境。

　　不同的是，他亲自送了货，最终遭遇绑架。

　　出于对信任和安全感的需要，大多华商只是游离于当地人与华人之间，以悬浮的状态生活。社会学学者邬一帆在研究智利批发区的聚居区族裔经济后给出总结，“不以服务本族裔群体为主要功能，也不以扎根当地社会为终极目的”，这句话同样可用于形容其他新兴市场的华商。

　　孤独和无聊无法回避，但好在是暂时的。2024年初，李明达在牙买加工作九年攒下的积蓄，回到国内做生意，“还是恋家，如果继续在外面待下去，年龄就一直增长，可能更难回来发展了。”小猪则找了两位知根知底的亲友作为合伙人，共同经营超市，他有了更多回国休息的时间。

　　伴随全球化进程的加速，海外中超市场的竞争正从同乡内部转向更为广阔、残酷的维度，经营之路愈发崎岖。

　　以柬埔寨为例，小猪刚到金边时，其超市周边两百米只有四到五家中国超市，如今已经多了十来家。他多次思考过“要不要把店卖了”，最终还是选择与人合伙，以分散风险。

　　阿轲发现，在连锁巨头的挤压下，“传统的小超市确实都快开不下去了，连锁超市的批发价更便宜，货品更全”，许多老板开始寻求转型，做游戏机厅、儿童乐园等，或是去更偏远的地方开店，以躲避竞争，比如亚马逊雨林内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人们出海的方式也在快速迭代。如今，人们热衷于谈论跨境电商、新能源和互联网出海，如超市般传统的外贸模式，被定义为“出海2.0”，这种“只输出产品，不重视品牌价值”的生意，已经在主流话语体系中被边缘化——连同辛勤耕耘的华商一起，他们终将被飞速运转的时代叙事抛在身后。

　　不可否认的是，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中超老板依然是全球化过程中无法忽视的角色。他们承担了将中国商品带入市场的责任，形成了广袤而自发的“草根全球化”布局，完成了最小单元的出海。于是，通过遍布街角的货架，全球消费者得以了解中国产品及文化。换言之，当下品牌出海的叙事，正站立在其所夯实的基础上。

　　个体很难意识到自身在时代中扮演的角色。更多时候，他们只是站在柜台之后。

　　阿轲曾遇见过一位老板。对方在圣保罗经营超市，每日只在店面和住处来回，两点一线。他几乎很少走出批发区，也从未旅游过，这样的生活过了十余年。唯有一次，因为放假，导致无法开门营业，他终于决定去一趟海滩。那是他第一次看见圣保罗州漫长的海岸线。